作者：顧希（David P. Gushee）
譯者：黃楓皓
「當基督呼召一個人，祂是邀請他來赴死。」潘霍華寫道。
六十年前，納粹黨處決了這位現代的殉道者。
綠林的客廳
傳記作家，同時也是潘霍華的朋友貝特格（Eberhad Bethge），寫了《昂貴的恩典》（Costly Grace）一書，介紹潘霍華的生平。書中有一張圖片是潘霍華老家的客廳，位於柏林富裕的綠林區。客廳相當寬敞明亮，以真跡油畫和高級地毯為裝飾，整個屋 子散發出精巧、魅力與典雅的風格。
1906年2月4日，潘霍華出生，八個孩子中他排行第六，父親卡爾（Karl）是知名的精神科教授，母親寶拉（Paula）。父母的家族在德國都是彼此關係緊密，受過相當教育的文化菁英。
雖然父母親的基督教信仰有名無實，家裡仍然灌輸給潘霍華相當多的美德，後來在他的生命中結出果子，包括：道德責任感、關懷他人的需要、知識的客觀性、批判性思考、正直、自律、對自己及他人寄與厚望。潘霍華家自始就反對希特勒，在納粹掌權期間，許多家人都參與反抗活動。
在今日的「家庭價值」爭議聲中，潘霍華家的榜樣教導我們，基督徒需有遠超過以「防衛」為準則的立場。不只專注保護自身的純真，免於世界敗壞惡行的影響，更必須有信心「主動出擊」，亦即採取能夠推展神國度、攔阻惡者做工的生活方式。
大學時代
潘霍華21歲就完成了柏林大學的博士論文 《聖徒相通》 ，這並不令人訝異；他是個早熟得讓人難以置信的學生。巴特（Karl Barth）曾稱讚這篇論文為「神學上的奇蹟」。23歲時完成第二篇論文《行動與存有》，他成為神學家的前景大為看好。格魯齊（John De Gruchy）曾寫道：「他若能活得更久，可能會主導二十世紀後半的神學光景。」 這位前途光明的年輕神學家，在1929年時完全料想不到，由於他的歷史情境，以及他在那情境下所作的選擇，會形成什麼樣的貢獻。
早在當時，潘霍華已經明白，自己所面臨的基本抉擇是要跟隨傳統之路 ––在基督「宗教」內舒適、「成功」的事奉，還是要在衰敗的文化、沒有信心的教會當中，忠心跟隨永活的主耶穌基督。這可能正說明為什麼潘霍華不像許多同 僚，他預備好要放棄納粹早期、國家核准的教會與大學所帶來的安全庇蔭，而不是妥協，留在納粹化的機構裡。
潘霍華這種寧選擇正直而非企圖心的抉擇，對任何時代、任何情境中的基督徒都是全然的挑戰；這挑戰對我們這種像潘霍華一樣，擁有企圖心的人來說，更是特別尖銳、凸出。我們想讓自己的生活有意義，對神的國度有影響；我們想做出重大貢獻，以在死後受人紀念。
但是這樣的基督徒抱負很容易被誤導、濫用。顯然，抱負讓一些潘霍華的同僚以自己的良心為代價，抓緊了學術的特權。今天，倘若這些人還受人紀念，也不會是以激賞的眼光。但潘霍華因著忠心追隨耶穌基督，棄絕了短暫成功的誘惑。
哈林區的主日學
1930年代，潘霍華決定花一年時間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。從他這一年寫的書信可知，他對美國低落的神學素養深為不齒。但是他有許多學習，特別是從與兩位同學：費雪（Frank Fisher）與拉薩爾（Jean Lasserre）相處的經驗中。
費雪是非裔美籍學生，他協助潘霍華參與哈林區有名的阿比西尼安浸信會（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）。潘霍華固定在那裡教主日學，目睹了這間歷史悠久的黑人教會，充滿熱情地委身於社會正義、種族平等、人權等目標，受到充滿喜樂的基督徒的屬 靈啟發，並從中得力。這讓他能以新的眼光來看自己國內方興未艾的種族主義。
潘霍華與拉薩爾這位法籍和平主義者的友誼，促使他看見，登山寶訓不僅是作基督門徒的核心思想，也是委身於促進國際和平，不分國界的基督肢體，最基礎的任務。
後來潘霍華成為合一運動（Ecumencial movement）中，領導促進國際和平的倡議者。這一點，讓德國跟隨軍國主義的神學同僚惱怒不已。
以基督為中心，為了「弟兄中最小的」而委身於社會與種族正義以及國際和平，讓他與當時受歪風影響的德國基督教形成敵對。
困擾美國基督教福音派的罪，其中一項就是讓基督教信仰受到「美式生活」的影響。我們多常把身為基督徒與身為美國人 混為一談，把愛國與愛神搞混？我們多常把不公義、壓迫人的文化準則，像是種族主義、漠視不公等，混入這令人倒胃的大雜燴，然後稱之為基督教？潘霍華的見 證，正是為了忠於基督信仰，有時候必得與國家和文化劃清界線，甚至赴絞刑台或十字架也在所不惜。
對德國牧師演講
潘霍華回到德國，開始在柏林大學擔任神學講師，他雖然沒有終身教職，但前途看好。他的氣勢日旺，可悲的是希特勒也正崛起。1933年1月30日，希特勒成為德國首相，不到三個月已成功地摧毀德國的民主，成為全國的獨裁者。
同年4月7日，希特勒強勢通過「公職回復法案」（Law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），這是新時代第一條反猶太法案。其中有一條，是所謂的「亞利安條款」（Aryan Clause），迫使所有被定義為猶太籍的人辭去公職，包括大學與教會。
同月稍晚，潘霍華對一群德國牧師組成的討論會演講。他的演講「教會之於猶太問題」，是公認所有教會領袖對早期納粹 反猶主義，最先也是最好的回應。他主張當國家濫用權力時，教會有義務要挑戰國家；當任何人被國家所害，教會有義務要予以幫助，包括猶太人在內。而最終如果 國家繼續壓迫人民，教會必須要「反對到底」。有些牧師在他講到一半時憤怒離席，認為他的演講太「政治化」，太「激進」，太「親猶」。
正如學者祈理（Geffrey Kelly）和尼爾生（Burton Nelson）所寫的，和猶太人團結，不管是已受洗或未受洗的猶太人，對納粹時代的基督徒而言，是信仰忠貞與否的「考驗」。潘霍華明白這點，提倡教會應該 大規模正面對抗納粹反猶主義，就算這意味著給教會帶來全面逼迫也在所不惜。直到潘霍華離世，他都與猶太人同一陣線，甚至在戰時反抗工作中，參與救援活動。 那些年間，潘霍華一直為德國的罪愆感到憂傷，其中一項是教會遺棄了猶太人。
今天教會受耶穌基督呼召，要一同冒著受逼迫的危險保護哪些人呢？潘霍華會教導我們要看顧那「弟兄中最小的」，特別 是那些被政府遺棄、壓迫的。是移民人士嗎？是未出生的胎兒嗎？貧困的婦孺？受刑人？甚至是今天的猶太人？我們如何才能看清楚所處情境中的真相，如同潘霍華 當年所見？如何才能與他一樣，以「禱告與公義的行動」回應？
不停的反抗
潘霍華最深入參與德國「教會抗爭」的時期，是在1933年的4月至10月間（期間他離開德國，到倫敦擔任牧職）。 看到希特勒將教會納粹化，以及德國新教徒對「元首」的大規模配合，他感到震驚；特別是1933年9月採納「亞利安條款」為正式政策。他認為，將國家制訂的 種族主義引入教會生活中，根本是異端。
潘霍華不停的公開反抗，但他和盟友們並沒有成功控制住德國福音派教會。為了試著保存德國新教的正直，維護對耶穌基 督真實的見證、對神的道忠貞，認信教會（Confessing Church）於1934年成立。它著名的「巴門宣言」（The Barmen Declaration）抨擊官方認可的新教教會，（祈理和尼爾生恰如其分稱呼為）「拜偶像般默認納粹教會政策」。
認信教會後來成為德國新教反對力量的總部。
潘霍華1935年自倫敦返回，成為位於芬根瓦（ Finkenwalde ）的認信教會神學院院長。他富有創意、受神所召領導神學院，在事奉生涯中有最顯著的貢獻。（參《追隨基督》，潘霍華反思在芬根瓦的經驗，及同時寫成的《團契生活》。）
潘霍華認知德國新教已確臨破產邊緣，因此參與這項新計畫。他察覺到自己所處的情境，需要針對神學教育予以革命，需要認信教會履行徹底的屬靈操練，純淨的聖經神學（著重登山寶訓），以及視服事優於權利，還有根植於屬靈親密與強度的群體生活。
1937年10月，蓋世太保關閉了潘霍華的芬根瓦實驗。但此時認信教會疲於應付納粹的威脅，以及自身的妥協，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動力。只有少數幾個堅定的反對者，像潘霍華，繼續堅守立場。
1938年11月9日至11日，納粹政權組織了惡名昭彰的「水晶之夜」（ Kristallnacht）這是充滿暴力和恐怖的夜晚，德國的猶太人和其機構慘遭燒殺擄掠。這種激進的行動，需有同樣激進的回應，而令潘霍華沮喪的是，認信教會連一句抗議的話都沒吭。
當他的國家陷在邪惡的掌握中，預備發起戰爭，而德國真正的教會所剩下的那些人，再也無法做出明顯回應，潘霍華於1939年6月航向美國，第二次訪問協和神學院，心裡想著移民的可能。
不過他從未對這樣的決定感到平安，很快就決定返回德國。他的美國朋友、基督教倫理學家李曼（Paul Lehmann）趕到紐約，試圖說服他留下卻徒勞無功。7月8日，他啟航返回德國。潘霍華登船的那一幕：自願返航，航向已淪為地獄的德國，航向抵抗，航向 很可能面臨的死亡關頭，這都是令人無法忘記的一幕，也是二十世紀教會史上令人動容的一刻。
潘霍華給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的道別信中寫道：「我來美國是個錯誤。我必須與德國的基督徒們一同經歷祖國歷史上這艱難的時期，倘若我不能分擔同胞當前的試煉，就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基督徒生活的重建。」
潘霍華返國，可說是真正道德勇氣、門徒生命的具體化，也是真正的基督徒愛國主義。他的例子提醒我們，神的目標比保有個人的舒適更重要，以致有時神呼召我們在黑暗的時代為祂作見證，即使要付上生命的代價。
謀叛之會
潘霍華返國後，全心全意準備迎接德國的戰敗。透過姻親杜南伊（Hans Von Dohnanyi），他很快加入一個小規模但很重要的反抗團體，其中心是德國軍事情報局（Abwehr），意圖透過暗殺希特勒，來推翻納粹主義。1940 年7月，潘霍華已成為德國軍情局的正式成員，從此擔任雙面諜。
這樣的潘霍華，讓人感到十分不安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難以想像一位基督教神學家、牧師，參與策劃暗殺的會議。許多崇仰潘霍華的人，發現自己對此感到難以接受。這還算是跟隨耶穌嗎？登山寶訓跑去哪裡了？那個和平主義者跑去哪裡了？
將這一點聯想到今日的情境，我們不禁想到那些為謀殺墮胎醫師之舉辯護的人。潘霍華的名字被引用：他謀畫殺人以遏止邪惡，我們為何不可？
答案在於潘霍華想要在相當邪惡的情境中，做出負責任的回應，那時情勢之邪惡，以致於沒有一種選擇可以說是真正的 「好」，或沒有罪惡感。在這樣渾濁的臨界狀況下，與其枯坐乾等，直到找出絕對的良善，負責任的人必須––按潘霍華在《倫理學》一書中所說––「捨相對較糟 的，選擇相對較好的」。以他為例，他相信這意味著參與策劃暗殺希特勒，而不是看著大屠殺與無盡的戰爭，坐以待斃。
我們駁斥殺害墮胎醫師的理論，大多依據一個前提：我們的情況跟潘霍華有重大差別。如果有任何比訴諸暴力這個不良方 法更好而負責任的選項，我們就必須別有選擇。以反墮胎抗爭而言，還有許多選擇：輔導懷孕婦女、投票給反墮胎的候選人、寫信呼籲等等。潘霍華在納粹德國戰時 的行動，無法用在民主社會中作為暴力的許可。
無論如何，潘霍華的遺教將永遠包括他參與暗殺希特勒的密謀，以及因而引發的磨人的倫理議題。但他的參與應以潘霍華的生命和當時德國的情境來看待。
獄中生活
暗殺希特勒的密謀走漏風聲，潘霍華於1943年4月5日遭到逮捕，自此沒有再獲自由。
戰後出版的《獄中書簡》，是他在這段期間所寫成，這本書攪動了西方神學界。這些書信不少相當引人爭議（它們原來就不是為了出版而寫的）。尤其它們會遭人不當使用，例如1960年代被指為「認為神已死的神學家」，造成許多福音派人士不信任「獄中的潘霍華」。
雖然這些畏懼大多是以訛傳訛，我們仍不宜太急切的把獄中書信拿來應用。情境必須再次予以考量。潘霍華和成千上萬其 他人一起困在納粹監獄中，他在一個染血的世界中書寫，那六年戰爭期間有超過五千萬人死去。他的國家一手打造出害死歐洲猶太人，及其他上百萬平民的大屠殺； 他許多親友與學生都入獄或遭殺害，盟軍炸彈如雨落下。他的教會作壁上觀，沒有反抗納粹主義，保護無辜的人。相反的，大多數的教會領袖完全將自己的信仰納粹 化，而另一些基督徒躲在掏空倫理的宗教所編造、虛偽敬虔的標語後面，閉眼不看世界。
這樣看來，誰能怪他苦苦批判如此空洞的「宗教」，提倡人們需要「非宗教的基督教」呢？誰能駁斥他所提，在當時所經 歷到的神，不是一個機器神（deus ex machina，古希臘和羅馬戲劇中的天神，會突然出現並解決戲中的糾結），把人們從自己的愚蠢中拯救出來，而是一位和我們一起受苦，在我們手中受苦，讓 自己「被逐出世界，釘上十架」的神？誰能挑戰潘霍華的宣稱：認為不應等待神施行戲劇性的拯救，教會是蒙召要在世上做出負責任的行動––或說教會蒙召是要做 「為了他人」的教會，如同耶穌作「為了他人」的人。誰能譴責他與世俗之人團結，以行動遏止大屠殺，而不是與那些什麼都不做的基督徒團結？
當我們看著潘霍華在獄中，接著走上絞刑架，我們不禁看到其他信仰上的英雄，像保羅一般的人，那在他以先，那居住在此般環境，那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的人。我們想起潘霍華自己的話：「當基督呼召一個人，祂是邀請他來赴死。」
有句話說，「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。」在潘霍華殉道六十年後，他的見證繼續滋養著他所深愛的教會，還有這個他同樣深愛，甚至為之而死的世界。
（本文譯自Christianity Today, Apr.,1995）
顧希（David P. Gushee）是肯德基州路易絲維爾，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倫理學助理教授，著有《大屠殺中公義的外邦人》（The Righteous Gentiles of the Holocaust）。
